《鲁迅先生》第八集 1936年

这是病中的鲁迅，一位日本朋友这样描述病重时的鲁迅印象："风貌变得非常险峻，神气是凝然的，尽管是非常战斗的，却显得很可怜，像受伤的狼了"。瞿秋白把他称作"野兽的奶汁所喂养大的狼"，鲁迅自己也喜欢这样说自己：痛苦时索性躺在荒山里，在草莽中，舔着自己的伤口。

在鲁迅一生的很多时候，他就像受伤的狼，面对无边的旷野，发出自己的愤怒和悲哀。

"街灯的光穿窗而入，屋子里显出微明，我大略一看，熟识的墙壁，壁端的棱线，熟识的书堆，堆边的未订的画集，外面的进行着的夜，无穷的远方，无数的人们，都和我有关。我存在着，我在生活，我将生活下去，我开始觉得自己更切实了，我有动作的欲望---但不久我又坠入了睡眠。"

这是1936年春天鲁迅写的一篇文字，文中流露出对生活无限的感伤与怀恋。文章取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题目《这也是生活》，病痛已经成为鲁迅这几年的生存常态，他说："这也是生活呀。我要：看来看去的看一下。"言语间，充满了对生活的留恋和对未来的不祥预感。

1936年，鲁迅真的老了。这一年，他仅仅56岁。

他的身体越来越差。自从1928年5月那场大病以后，肺结核与肋膜炎就一直纠缠着他。他经常发烧，咳嗽，开始还能靠服药抑制，后来是服药也无济于事。他的体重降到38公斤，穿着棉袍子在街上走，仿佛一阵风就能将他吹倒。有一次朋友聚会，与他交往并不多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，凭直觉就发现他的健康状况非常糟糕。她请来当时上海最好的一位肺病专家作诊断，那位美国医生仔细地检查之后，神色严重地说，鲁迅的肺病非常严重，倘是欧洲人，五年前就会死掉了，说得史沫特莱当场流下了眼泪。到这一年夏天，鲁迅甚至连陪客人吃完一顿饭的力气都没有了。

"赶紧做"这是鲁迅这些年最强烈的念头。烦躁和急切常常充斥着他的内心，对生活的琐碎他开始表现出不耐烦。会忍不住发牢骚："负担亲族生活，实为大苦，我一生亦大半困于此事，前年又生一孩子，责任更无了期矣。"到1935年春天，他甚至连母亲想到上海来住一段时间，也感觉麻烦，对朋友抱怨说："不久，我的母亲大约要来了，会令我连静静的写字的地方也没有。中国的家族制度，真是麻烦，就是一个人关系大多，许多时间都不是自己的。"

一直给他看病的日本医生须藤警告他不要多动，只要静静躺着。他的答复是："我一生没有养成那样的习惯，不做事，不看书，我一天都生活不下去。"他几次说过这样的话："我总是想，与其不工作而多活几年，倒不如赶快工作少活几年的好，因为结果还是一样，多几年也是白活的。"

鲁迅的心境与白色恐怖的上海有关，鲁迅的易怒与灾难深重的国家有关。

1931年9月18日，日本驻关东军队突然袭击沈阳，接着入侵吉林、黑龙江。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，致使短短三个月内，日军迅速占领了我国东北全境。国难当头。举国上下，一面是投降与倒退，一面是救亡运动的高涨。

1932年1月，日本侵略者进攻山海关，接着进犯热河。国民党军队在热河的20万驻军不战自溃，致使关内大片土地相继沦亡。

1932年1月29日上海事变，日军逼近上海。鲁迅公寓受到炮火威胁。一颗子弹呼啸着，穿过鲁迅的书桌，日军甚至闯入川北公寓，粗暴搜查周家。鲁迅于次日避居内山书店。2 月6日，由内山书店友护送至英租界内山支店暂避。战乱时期，日子是如此难以忍受。几天后，鲁迅和其他42位爱国者联合发表《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》，抗议日军暴行。

在白色恐怖之下，鲁迅的处境愈来愈艰难。上海事变以后，长达一个月内，甚至于流离失所，连一个可供写作的环境都没有了。正如他在信中所说："时危人贱，任何人在何地皆可死。"一个中国人，一个知识分子，当此内忧外患的时代还能做什么呢?

在孤独黑暗的环境里，鲁迅喜欢每日的晨昏、昼午与几个青年朋友海阔天空地谈论社会、人生与文艺，甚至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父爱般的感情。从柔石到冯雪峰，在许多照片里我们都可以看到生动温馨的情景。看电影、游公园、逛书店、看画展，这些青年一直在陪伴着鲁迅，可是，这样的友谊经常被统治者的血腥所笼罩。

几年中，在鲁迅面前，年轻的左联作家柔石被枪杀，他发出"忍看朋辈成新鬼，怒向刀丛觅小诗"的慨叹。

在他面前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铨被枪杀!他发出"何期泪洒江南雨，又为斯民哭健儿"的痛惜。在民族处境充满危亡和绝望的时候，在走向死亡的最后日子里，鲁迅把方志敏《可爱的中国》遗稿转交中共中央。 （文/央视国际）